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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

来源:火狐网站首页    发布时间:2024-04-20 23:47:09

详细信息

  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吹响了新时代快速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号角。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快速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是贯彻新时代习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国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展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雄心,彰显了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责任与担当。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实现绿色低碳关键前沿技术突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开放共享的新发展格局都是推动中国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方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72121002)以及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903033)的资助。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迎来了成立100周年,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不懈奋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力前进。这一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助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是党和国家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进程中的“大考”,是一场广泛 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贯彻新时代习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国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展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雄心,彰显了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责任与担当。

  1 习,2020,《习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线日,第一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同志基于马克思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对中国新时期“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以及由谁来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系统性阐述,形成了习生态文明思想。习生态文明思想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引中国新时代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增长了近40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0美元左右增长到目前的超过1万美元,增幅超过30倍,正处于向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关口。与此同时,中国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快速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势在必行。

  传统经济发展思维通常将经济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甚至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实施环境保护、 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必将牺牲经济稳步的增长,甚至会导致经济提高速度跌到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数值之下, 尤其是考虑到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特征(2020年,煤炭消费占中国能源消费的57%)。习同志基于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进一步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构成习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期中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双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首先,随着时下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加,随人类发展,绿水青山及其自然服务逐渐变得稀缺(杨开忠,2021),与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类似,“绿水青山”本身越来越成为能够给人类带来效用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快速推进实现中国经济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可以通过改善生态环境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其次,现有实证研究广泛证实环境污染本身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Greenstone and Hanna,2014;Zhang et al.,2018),以此来降低劳动者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效率(Chang et al., 2014)。陈诗一(2009)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数据实证考察了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影响,其研究之后发现,对相当一部分工业行业而言,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显著为负。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进一步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雾霾的主要污染源PM2.5每增加1微克/立方米,人均GDP(劳动生产率)下降 100元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可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 率来促进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最后,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能够说是对既有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生产方式的“自我革命”,必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方面面形成深刻影响。它会带来科学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都是助推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这个百年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不渝地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上,还体现在生态环境上。习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快速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向人民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体现了中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为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顶层设计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推动中国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中组部2013年对官员考核体系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明白准确地提出弱化GDP增速的考核权重,同时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考核。2015年5月,中央审议并通过《关于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新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作为约束性指标。2015年9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继《关于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之后,党和国家在同一年内第二次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进行顶层设计。《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出要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研究制定可操作、可视化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方案从政府和官员治理维度为推进中国经济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了国家层面的制度性保障。中央2020年发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大目标的建议》,这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当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再次将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强调要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2021年,国务院进一步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从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及完善法律和法规政策体系等六大方面具体部署了推动经济体 系低碳转型的工作。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交易,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了市场活力。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度的增加引起的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全球生态体系都构成了严重威胁。现有研究发现,如果无视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不从根本上改变高耗能、高排放与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到21世纪末,全球气温将至少升高2℃~3℃,这将导致全球GDP下降5%~10%,而贫穷国家GDP的降幅甚至超过10%(林伯强和蒋竺均,2009)。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报告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增幅超过 2.5℃,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响;如果全球平均温度增幅超过4℃,则可能对全球ECO带来不可逆的损害,造成全球经济重大损失,发展中国家所受损失将更为严重。除了对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冲击之外,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 还会造成生态灾难,引起极端天气频发,最终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建设中国 特色生态文明是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背景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潘家华等,2010)。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 “中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永续发展。推进经济体 系低碳转型、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彰显了中国坚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考察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历史与现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快速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上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首先来看二氧化碳年度总量排放。图1绘制了1850~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二氧化碳年度排放总量随时间 变化的趋势。能够准确的看出,在1850年以来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远低于其他世界主要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慢慢的出现显而易见的上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呈现出了加速上升态势,于2006年左右超越美 国变成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出现了短暂下降之后又开 始上升,但较于在此之前的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涨的速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为101亿吨,分别是排放量排名第二(美国)和排名第三(印度)的2倍和4倍。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变成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过程中,消灭了绝对贫困,使得6.6亿人口成功脱贫,这本身就是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大贡献。从图1中还能够准确的看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基本都已出现峰值,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仍然处于增长阶段。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并且排放量尚未达峰,那么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中国要承担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的首要责任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除了二氧化碳年度排放总量之外,划分国际碳减排责任需要仔细考虑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国际贸易隐含碳等更重要的方面。

  作为地球公民,每一个个体的发展都应得到尊重,都应得到平等的机会。因此,就二氧化碳排放而言,不应只看总量,还应(甚至更应)看人均。虽然从总量上看中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从人均上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图2绘制了1850~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二氧化碳年度排放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从图2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相同的是,在1850年以来的绝大数历史时期,中国人均二氧化碳年度排放量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与总量情形所不同的是,即便将时间 拉至最近几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明显低于美国、加拿大等国。2020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7.4吨,仅为美国和加拿大的1/2,与日本和德国的人均排放量相当。另外,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虽然进入21世纪初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期,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趋势明显减弱。

  另外,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有一定的寿命期,一旦排放到大气中,还可以存续数个世纪之 久。发达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历史只有几十年。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大量化石能 源的燃烧是导致当前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樊纲等,2010)。因此,就二氧化碳排放而言,不应只看总量,还应(甚至更应)看历史。图3绘制了1850~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历史累积二氧化碳年度排放量随时间变化的 趋势。从图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人均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高于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远 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850~2020年的170年间,中国人均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189吨,甚至不到美国的1/10,是英国1/8、日本的1/3。以美国202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中国170年所积累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相当于美国13年所累积的量。

  当今国际贸易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占据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将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放到环境规制相对较弱的发展中或落后国家(Copeland and Taylor,2004)。相当一部分国家因此而成为了“污染天堂”(Pollution Heaven)。现实中,一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然而这些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用于本国消费,而是出口到其他几个国家(往往是发达国家)。因此,就二氧化碳排放而言,不应只看生产,还应(甚至更应)看消费。根据“Our World in Data”网站所公布的数据,中国2000~2020年之间,净出口产品所隐含的二氧化碳量占其所生产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比重平均为14%,2006年这一数值甚至高达22%。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排放二氧化碳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其他几个国家的消费所引致的。

  综上,虽然从总量上看中国当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是从更加合理的人均和历史累积维度来看中国并不是造成当前国际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方。如果进一步从消费侧而非生产侧来看,中国对当前国际气候问题形成的责任则更小。

  根据上一节的介绍我们已了解到,发达国家而非中国是造成当前国际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方。尽管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格外的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始至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主动承担国际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责任,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协作,为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并使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不会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联合国大会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是该条约的最早缔约方之一。1998年中国又签署了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配合《京都议定书》中有关要求,中国2007年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国家方案》,以此为主要标志,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中国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是逐步从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主动参与者变为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引领者。国内方面,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统筹开展全国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工作,2013年11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务院 9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措施制度化、体系化。区域方面,中国发布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助力沿线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方面,2015年中国积极推动各国达成了《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份对签署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2016年又率先签署《巴黎协定》,并积极推动落实其中的各项措施。2020年9月,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2021年4月,习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重申,中国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2021年11月,习主席在向《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书面致辞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应该看到,以上措施均是在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不是当前国际气候问题主要责任方的背景下做出的,彰显了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实现全 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生态文明如此重要,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有效快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本节从新发展理念的几个维度来具体探讨快速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的几个路径。

  创新位列新发展理念之首,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推动绿色低碳科学技术创新,尤其需要在绿色低 碳基础研究和前沿研发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如果简单地利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排放碳强度)来度量绿色低 碳技术进步(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越高,绿色低碳技术水平越低,反之则相反),那么从图4中能清楚看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一下子就下降,从1978年的40.58吨/万元一路下降到2020年的1.05 吨/万元,下降幅度高达97%。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2009年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从实际数据分析来看,2005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14吨/万 元,2020年的数值是1.05吨/万元。与2005年相比,中国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下降了67%,远高于2009年的承诺值,再次彰显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绿色低碳技术进步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方位,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继续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第 一,与其它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类似,绿色低碳核心技术“买不来、等不来”,需要瞄准绿色低碳技术前沿,健全绿色低碳基础研究支撑体系,提升绿色低碳核心技术的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补齐我国绿色低碳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的短板,避免受制于人。绿色低碳核心技术不仅仅可以通过提升现有经济产业的效率来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发展,而且往往还能够催生一系列绿色战略新兴起的产业,这也有助于经济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第二,市场是检验绿色低碳技术价值的最终“试金石”,需要充分的发挥市场对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作用,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市场机制配置绿色低碳科学技术创新资源。第三,科学技术创新尤其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研究通常具有“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外溢强”的特点,绿色低碳核心技术创新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如此,市场主体特别是单个企业通常不有充足的经济激励去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因此,推动绿色低碳核心技术创新还需要充分的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科研活动特点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也是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重要方面,对应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维度。科学技术创新通过推动技术前沿进步来促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而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在不改变技术前沿的条件下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其基本逻辑在于,宏观经济效率是不同生产主体效率的加权平均,而生产主体间的效率通常存在着客观的差异,因此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生产主体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生产主体,能够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甚至是不改变生产主体技术前沿的前提下,提升宏观经济效率,从而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有了显著提升,然而中国经济当前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比较大的扭曲(陈诗一、陈登科,2017)。Hsieh 和 Klenow(2009)这篇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显示,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中国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了30%~50%。换言之,给定要素投入与技术前沿不变,优化资源配置本身能够使得中国宏观 经济效率提升30%~50%,从而明显降低污染排放,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优化资源配置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它涉及到诸多维度。在这里,我们从产业体系优化和能源 结构优化这两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来看产业体系优化。图5给出了1978~2020年中国三大产业占比的趋势图,该图反映了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从图形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7%左右,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左右一路上升到了2020年的55%。第二产业占比稳中有降, 基本维持在40%~50%之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一般而言,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明显高于第三产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二产业占比的下降和第三产业占比的上升(即将资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配置)有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为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做出了贡献。尽管如此,我们大家都认为,新时期的绿色低碳转型应由产业间资源配置驱动为主转变为产业内部驱动为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第二产业占比目前已经下降到了40%以下,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有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第二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作为重要支撑,第二产业占比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也就是说,对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而言, 未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将资源配置到同一产业中效率更加高的经济单位,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再来看能源结构优化,这涉及的是能源要素本身的配置。图6绘制了1978~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与能源结构趋势图。从图形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伴随着中国能源消费量的快速上升,中国能源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煤炭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0%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56%,下降幅度达到1/5。原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的占比相应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上升到2020年的44%。煤炭消耗是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结构变化降低了中国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降低煤炭消耗占比有助于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新时期中国应该继续通过大幅度降低煤炭消耗占比来推动经济体系低碳转型。根本原因在于,继续大幅度降低煤炭消耗占比不符合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特征。此外,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能源消耗不可能也不应该主要依赖进口。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全力发展煤炭清洁技术是缓解中国资源禀赋与绿色低碳发展矛盾的重要手段。即便将来煤炭消耗占比有所降低也应该是内生于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比如,经济从以低端制 造业为主到以高端制造业为主转型的过程中,煤炭需求本身会随之下降,煤炭消耗占比自然会相应降低。

  开放与共享是发展理念的两个重要维度,对于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首先来看 “开放”维度。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大八大以来,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突破。但是应该充分认识到,在绿色低碳领域关键前沿技术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中国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绝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而应是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扩大开放,充分借鉴吸收发达国家技术、理念和经验,以此来最终服务于我们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的自主创新。其次来看“共享”维度。对于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共享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育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反对铺张浪费,全力发展循环经济。

  [1] 陈诗一,2009,《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

  [2] 陈诗一、陈登科,2017,《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3] 陈诗一、陈登科,2018,《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经济研究》第2期。

  [4] 樊纲、苏铭、曹静,2010,《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1期。

  [5] 林伯强、蒋竺均,2009,《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4期。

  [6] 潘家华、庄贵阳、郑艳、朱守先、谢倩漪,2010,《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核心要素分析》,《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

  [7] 杨开忠,2021,《习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模式》,《城市与环境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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